1941年，面对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双重封锁，延安进入到最困难时期，百姓吃不饱肚子，八路军将士连棉衣都没得穿。
那段时间，毛主席消瘦了不少，曾说自己快到了绝望边缘，处境比红军刚到陕北时还难。
要知道，不久之前，延安还能每月从国民政府领取63万法币，但蒋介石一句话就给断了。
毛主席在延安13年，这个时间不算短，多数人不知道延安到底有多穷困，又是怎么走出来的，搞清楚了这件事，才知道共产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雄才伟略。
01
1935年10月，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后抵达陕北，进入到相对安全地带。
之所以说陕北相对安全，是因为它地处黄土高原，从地形地势而言，它适合防守而不利于进攻，让追击的国民党军望而生畏。
但是，陕北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，气候干燥，农作物产量低，畜牧业发展不起来，虽然有一些自然资源可供开采，但红军缺少技术支撑，也没有工业基础，只能望洋兴叹。
所以，红军抵达陕北后，如何生存下去成为最大难题，毛主席和周恩来为此操碎了心，也曾做过一些尝试。
1935年12月，红军整合后勤补给体系，成立了红军总供给部，负责物资调度和资金筹集。
事实上，红军还在长征的时候，就成立了供给部，主要通过“打土豪、缴获、借贷、购买”等方式筹集粮食和资金。
但是，红军到了陕北之后，供给部就很难有所作为了，因为陕北地广人稀，经济发展落后，没多少土豪可打，即便有，也不像其他地方的土豪那么富裕，无法打土豪，也没办法借贷，缴获也少得可怜。
至于购买，那就更不要提了，且不说红军没钱，即便有钱也很难买到东西。
所以，红军抵达陕北之初，基本上是能撑一天算一天，为此毛主席多次给宋庆龄写信，请宋庆龄帮忙筹集资金，宋庆龄抵押了孙中山在上海的一处房产，将5万美元送到延安，解了燃眉之急。
当然了，靠宋庆龄一个人，是无法养活延安数万大军的，为此红军积极与共产国际沟通，共产国际答应每年给点支援，但数额不是很多。
通过发动群众，红军还从民间筹集到一批粮食和款项，但还是那句话，陕北太穷了，百姓能给的非常有限。
为了活下去，红军四处筹集资金，张学良给了点，白区的地下党组织支援了一点，同情共产党的仁人志士也凑了点，但依然是杯水车薪。
那段日子真是苦极了，红军既要面对敌人的疯狂“围剿”，还要想办法填饱肚子，更要筹集资金和武器为抗战做准备，实在太难了。
但是，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和平解决后，蒋介石答应合作抗日，延安终于看到一丝曙光。
最直观的表现是，合作意向达成后，国民党军没有继续对红军发起进攻了，红军终于赢得了喘息之机，可以设法从外界购买物资和要支援了，虽然不多，但至少能活下去。
延安现状真正得以转变，发生在抗战爆发之后。
02
1937年8月，根据国共合作相关协议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下辖三个师共计4.5万余人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，总计1万余人。
自那之后，红军便纳入国民革命军体系，可以按时领军饷了，虽然蒋介石故意刁难，只按照丙种部队给八路军、新四军发军饷，但数目还是比较可观的。
具体而言，八路军每月可以领取63万法币，新四军每月可以领取6.6万法币，两支部队加起来每月进账70万法币，一年就是八百多万法币。
这笔钱就是及时雨，让延安的压力减轻了不少。
但是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，红军改编之前可是有7.4万人，只有4.5万人被改编，没被改编的人就领不到军饷，这些人怎么办？
并且，为了更好地抗战，八路军、新四军都在秘密发展武装力量，人数大大超出国民政府核定的编制数目，这些人也是没有军饷的。
那么，这部分人是怎么养活的呢？
一部分来自捐赠，主要是国内倾向共产党的社会人士，以及远在海外的爱国华人华侨，从1937年到1940年，延安一共接受了800多万法币的现金和物资捐赠，这笔钱意义重大，不但解决了部队的生存问题，也让共产党在国际上的认同感加强，许多外国记者、军事和外教团体纷纷到延安采访、观察。
一部分来自共产国际，主要是苏联在背后操控。当时，苏联最担心日军北上，为了让八路军牵制住日军，共产国际会定期给延安一笔钱，数目时多时少，并不稳定。
这种援助主要是苏联以自身利益为主导的，多少全凭心情，但对延安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从1937年到1940年，通过领取军饷和外部捐赠，延安虽然谈不上富裕，但也过得去。
然而，危机恰恰在这个时候种下，因为无法实现自给自足，当延安被封锁之后，一下子就陷入到巨大困境。
原来，红军抵达延安后，见陕北一穷二白，百姓指望不上，便提出了“力争外援，休养民力”的经济策略，没有做发展经济、增加财源的长久打算。
唯一一个亮点，是在1937年10月成立了边区银行，它不但是个收钱的地方，还能自己印钱，算是在经济上掌握了一定主动权，但它不能无中生有，延安经济落后的现状，并不因为它的存在而得到改变。
03
抗战进行到1940年，日军兵力不足、资源匮乏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，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。
无数事实已经证明：抗战胜利是迟早的事情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蒋介石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，在与日军消耗的同时，对共产党实施打击。
1940年12月，国民党“国防部长”何应钦宣布，停止发放八路军的军饷，之后八路军领取了最后一个月的军饷，就再也没从国民政府拿到一分钱了。
何应钦给出的理由的是，八路军的人数超编了，但问题是，蒋介石早就知道超编了，却非要在这个时候停发军饷，很显然是居心叵测。
到了1941年1月，蒋介石下令顾祝同率7万人攻打新四军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，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，政治委员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牺牲，整个皖南新四军除了少数人逃走，大部牺牲或被俘。
到这时，国共第二次合作算是走到了尽头，新四军在领取最后一笔军饷之后，财源也断了。
与此同时，在日军和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双重封锁下，延安被围成铁桶，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援助进不来，边区经济陷入困顿，吃饭问题迫在眉睫。
更糟糕的是，随着封锁的深入，陕北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，法币贬值，物价飞涨，百姓手里的钱买不到东西，经济发展陷入死循环。
在财政和物资危机的双重绞杀下，延安最终走到了生死边缘，毛主席衣服上满是补丁，在那个寒冷的冬天，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样一段话：
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，没有油吃，没有纸，没有菜，战士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，困难极了！
这种状况，比红军刚到陕北时还难，走在大街上军民，个个面黄肌瘦，看不到一丝生气。
事实证明，红军越是被逼到死角，越能爆发出巨大能量，1941年开始的这场危机，最终被毛主席化解。
04
与红军刚抵达延安时相比，1941年延安的负担要大得多，首先是部队人数的激增；其次是随着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，脱产人员从1.4万人猛增到7万人；再次是天灾的爆发导致粮食减产严重，百姓都吃不饱，没有粮食上交给边区政府。
简而言之，就是吃饭的人多了，但经济收入和粮食产出更少了。
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思考破解之法，突然眼睛一亮，他想到办法了。
不久，毛主席就发起了大生产运动，提出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口号，所有人都去参加劳动，部队拉去开荒，机关人员下去种地，学校和医院自己养猪，老弱妇女则都坐到织布机上去纺织。
为了鼓励大家参加劳动，毛主席亲自拿着锄头下地，专门在杨家岭河边开了一块菜地；朱德擅长织布，据说是干部中产量最高的；周恩来右手有伤，但也闲着，最后也成了织布高手。
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士兵，没有一个人闲着，都要有所产出。
大生产运动的核心逻辑是：既然无法从外部获取支援，那就自己动手创造。
从1942年到1944年，延安在三年间一共开荒200万亩，实现了粮食和蔬菜的自给自足，拉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，增加了财政收入。
如此一来，延安的生存危机就解除了，百姓的怨气也没有了，敌人的封锁越来越不管用了。
但是，这还远远不够，生存问题解决了，那发展问题又怎么解决呢？
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，毛主席积极发展工业和经济建设，开办了大量工厂，并在陕北各地开设商店、药店和书店，实现了生活用品的自给自足，并能生产为数不少的武器弹药、化工用品。
至于生产所需的原材料，一是开辟秘密渠道从外面运进来，毕竟国民党和日军也是敌人，他们的封锁线是有死角的；一方面则通过战场缴获而来，比如按月配资平台日军对延安实施了几十次大轰炸，掉下来的弹壳作为优质钢材，被收集起来用于制造子弹和农具。
除此之外，延安还积极经商，陕北是盐的高产区，拥有天然优势，为此八路军成立了专门的经商机构，将陕北的盐秘密运送出去。
仅在1943年，延安产出近8000万斤盐，除去自身刚需，一大半被运出去卖掉，得到的钱占整个边区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，是边区的经济支柱产业。
更可喜的是，随着抗战局势的逐渐好转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各地都实现了自给自足，不依赖延安调拨经费，甚至能支援延安。
比如，黎玉领导山东纵队期间，派遣精干力量打入日军占领的玲珑金矿，源源不断地将黄金从金矿偷运出来，再派遣部队护送到延安，到抗战结束前，他一共将13万两黄金送到延安，给延安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。
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，制度也在不断出台，边区币制改革，发行救国公债，税务制度落地，都促进了陕北经济的发展。
到1944年，延安“到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”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，毛主席每次吃饭都能吃到新鲜蔬菜，还能偶尔吃肉，身体也逐渐好转，不再那么消瘦了。
05
回过头来说，延安到底穷不穷？
这事其实要分阶段来看，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同的。
1935年红军刚落脚陕北时，穷的叮当响，只能靠别人救济度日，一直到国共合作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、新四军，这才得以名正言顺成为抗日部队，从国民政府领取军饷，从苏联获取支援，从国内国际接受援助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
但1941年国共合作破裂后，军饷断了，延安封了，援助没了，财政一下子跌入谷底，但也倒逼延安思考如何实现自给自足。
从1942年开始，在毛主席的号召下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，与之配套的则是一系列发展经济的策略，工厂办起来了，对外商路打通了，外部援助进来了，地方部队也能支援延安了，延安的经济来源一下子变得多元化了。
重压之下，延安不但没有被击垮，反而实现了经济转型，从依赖外部到自给自足，这是决定革命前途的重大转折。
最终，延安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双重封锁，甚至能在抗战末期发起反攻，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。
延安时期，我党摸索出来的这些生存方法，被很好地用到了解放战争乃至建国之后的经济恢复。
比如，王震层率八路军第359旅到南泥湾垦荒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建国之后，他又率领一个兵团到新疆垦荒戍边，再次取得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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